天国蜜女

二、鲍勃大名鼎鼎 

     中国实习生零零星星分布美国各地，人地生疏，资讯短缺，还有语言隔阂，颇有度日如年之感。七月份集训时大家一见面，真可称得上是“老乡对老乡，两眼泪汪汪”。听到我将要调到小麦农场，出于关心，实习生们热情地向我提供有关小麦专业的资料。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陈永强向我献宝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三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活页纸，说道：“孔太和，这东西对你再有用不过了，上面钢笔写的是我从美国农业杂志上抄下来的英文，铅笔写的是我翻译的中文。这文章报道美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有位专家对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小麦生产提出尖锐批评，我很佩服。”大家争相传阅。陈永强叫道：“当心！别撕坏，我化几个晚上翻译的！”

      当我读到文中提到的那个农业专家是“来自距华盛顿州斯波市八十英里林肯县的鲍勃-齐默曼”时，我不禁一怔，马上要曾先生拿出我要去的地址来对照。

      没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那篇文章还指出：这个鲍勃-齐默曼同时还是发明家、农机专家，并担任华盛顿州小麦农民协会主席。

       全车的中国实习生一下子哄起来，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也有的为我捏一把汗。曾仲元先生笑着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他在我肩上使劲拍了两下。我解读为：第一下是对我表示祝贺，第二下是为我打气壮胆。

        可我内心还是惴惴不安。集训一结束，我一面哼着“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的京剧唱词，一面漫步登上了灰狗车（美国长途汽车），向着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挺进！ 

三、来到鲍勃小麦农场 

        我眼看着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在地平线，同时感受着我所乘坐的灰狗车缓缓驶进斯波坎车站。我一下车就看到十几公尺远处站着一对美国夫妇，亲切地看着我。他们四五十岁模样。男的高大魁伟，风度翩翩；女的慈祥端庄，热情洋溢。用不着举牌子，更用不着对暗号，双方只需目光一刹那的扫描，头就接上了。我和他们几乎是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我正想迎上前去同他们握手，鲍勃微笑着用手示意我站住。他举起照相机对准我“卡嚓”， “卡嚓”， “卡嚓”。

      斯波坎城里有一家美国餐馆开门特别早。鲍勃夫妇先带我到那里一起用了早餐，随后一起去汽车配件商店购买农机零件，最后到一家大型超市买了许多蔬菜食品。中午，鲍勃驾驶他的这辆银灰色的凯迪拉克稳稳地向他的农场开去。

     这段路汽车开了约两小时。从车窗望出去，路旁大多是广袤无边又起起伏伏的麦田。鲍勃向我分析沿途这些作物优劣的原因，同时不断询问我在中国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鲍勃问题一个接一个，我真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车子停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鲍勃农场位于有二百余人口的小镇爱尔密勒旁边，农田面积两万余亩。平时，这个农场的工作人员就鲍勃夫妇和一位叫艾逖的工人。鲍勃的小儿子堂恩是华盛顿州大学农科二年级学生，假期中回来帮忙。农忙时，鲍勃再雇用四到六个亲友或大学生作为临时工前来帮忙。我所在的前进农场农田面积与鲍勃农场相仿，在编人员最高时超过一万人！排除“知青安置因素”，光一个农机站就有近百个人，这可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机械化程度之高或许可以想象，但人的工作效率之高却非亲眼所见而可曰“信！”。就鲍勃夫人培特一个人就包揽了财务科、后勤部、宣传科、机关办公室、机关食堂等全部事务，还兼每天驾车去镇上邮局收发各类邮件，去田头送饭等无数杂差，你想象她一定是手忙脚乱，怨声载道。错了！她做一切事都井井有条，从容不迫。千头万绪之中，你竟然还能常常看到她心平如镜地坐在沙发上读小说，随时随地向鲍勃通报粮食市场上一日三变的小麦售价和最新发布的国内外重大新闻。

      记得在实习生集训时，曾仲元先生就给我看过一封鲍勃夫妇写给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的信，上面的笔迹工整优美，语句诚恳有礼。信的内容是关于将如何安排我的食宿和日常工作。大致上为：“宿”，住在一间与鲍勃主屋相距三十公尺的“铁皮小屋”内，与他们的小儿子堂恩同宿；堂恩回大学读书时，由我单独住。（到了那里，我发现那屋子外面确实是紧包铁皮，里头却是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等一应俱全的一房一厅，豪华程度相当于两星级至三星级宾馆。）“食”，农忙时，与大伙儿一起吃；农忙过后，我单独开伙，但每星期他们会至少带我外出吃一次中国菜。（后来这一条变动最大：农忙过后，鲍勃夫妇希望我继续与他们共进三餐，当然我也可以随时由他们付帐买食品，烧我所喜欢吃的菜，但我从未感觉到有此必要。至于外出吃中国菜，实际上是“超标”——决不止每星期一次。）

     到鲍勃农场三天后，我将题为《调往鲍勃小麦农场》的稿子，附上我与鲍勃夫妇在麦田合影的即显照片，寄往上海。不久，解放日报市郊版将它发表在 专为我设立的“美国来信”专栏上。

    鲍勃夫妇对我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接我那天，发现我没有计算器，就在超市买一个当时刚问世的能发声的超薄型计算器送给我，还多配两枚电池。知道我的上海牌手表经奶牛场的洗衣机“洗礼”后闹罢工，就把我领到手表柜台前，要我挑选。我说我只是劳动时看时间用，这些手表太华丽贵重，不合适，他们就不买了。几天后，鲍勃不知从那里搞来一只大方实用的电子表，我就戴上了。劳防用品一一试穿试用，发现大小有不合适的，马上带我到镇上的农机配件店买新的。

       鲍勃夫妇对我的接待是隆重的。到农场的第一天，先赠送给我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美国西部农业》，他们和堂恩三人陪我去考察他们即将收割的麦田（开车需十五分钟），并在麦田照相。然后，开车去二十英里外著名的科里大水坝参观，到当地最好的一家餐馆用晚餐。回来后，鲍勃特地为我播放了七九年他们访问中国期间他摄制的录像，并向我作详尽的讲解。

      一开始就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日后这种感觉越趋强烈。不过，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事是我没想到的。 

四、读信的震撼 

     到鲍勃农场八九天后的一个下午，堂恩通知我到鲍勃的房里去一下，说鲍勃有事找我谈。

        走进鲍勃房的正厅，只见鲍勃夫妇分别在两张沙发上正襟危坐。看到我有些紧张，培特讲了一句应可让我心情放松的话，可是我更紧张。

        鲍勃手里拿着一封信，说道：“这是我们写给胡定一夫妇的信，谈的是关于你的事，在发出这封信之前，想先请你看一下。”接着，培特把信传递给我。他俩静静地望着我。

    我将信纸小心展开，培特那清秀的英文字迹映入眼中。记得信中写道： 

      亲爱的总领事胡定一先生和夫人谢恒女士：

       我们俩人去年9月到中国访问，受到很热情的接待，各方面感受之深超过事先的想象。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忘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中国农民是如此的辛苦和勤劳，但产量却是那么的低。那里的土质条件远远优于我们这里。栽培技术上问题太多了！我们热爱中国，热爱中国农民。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为他们着急，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今年4月，你们光临我们农场参观。这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后来，你们提议派一个中国农业实习生到我们农场来学习，我们高兴地表示同意。7月19日，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派来了孔太和先生。我们高兴地迎接了他。我们原想他起码是个农业技术员，但经过接触，发现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靠他是很难将我们的技术带到中国去的。另外，他也不会驾驶，不是我们农场工作所需要的人。 

    读到这里，我觉得冷汗正顺着背脊往下流。我控制住自己尽量不让拿信的手发抖，硬着头皮再读下去。只见信中接着写道： 

          但是，经过一星期的相处，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人。我们打算从这几个方面来改善他的不足，尽量使他学到最多的东西带回到中国去…… 

     此信后面的具体内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我读完信后，鲍勃相当诚恳地询问我的看法。我说了三个词：“同意！很好！谢谢！” 鲍勃又一次问：“真的？我们明天可要寄出去的！” 我再一次表示：“同意！很好！谢谢！”

       我走出门时又说了一声：“谢谢！”

       这确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

        鲍勃夫妇面对外国总领事写信直言不讳，给一个外国实习生看信开诚布公。当初我感到意料，因为它不合中国人通常的礼数。

     我们可爱的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祖国，从来就 是个礼仪之邦。 举案齐眉也好，察言观色也好，不伤和气也好，等等，等等，叫你学不过来，叫你自我陶醉。   

     鲍勃夫妇呢？就给你三个字——“透明度”！

        讲到“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之类，当今报上经常出现“零距离”这个新词。本人深感迷惑。既称“距离”，又何必谈“零”？真的没距离，就合为一体，不成你我也; 或是通通被吸进宇宙的黑洞里，一切化为子虚乌有也。

      鲍勃夫妇从来不讲“零距离”。他们明明白白地对你说：“咱们有距离！” 他们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距离有多少，距离在那里；他们认认真真地想方设法去缩短这距离！

   回想在国内，这样的领导和朋友见得还少吗？论起礼义廉耻来，天花乱坠，口若悬河。而当你刚吐出“透明度” 这三个字要他略作解释时，他就马上拉下脸暴怒：“你这是什么意思？！”或拔起腿跑离现场， “零距离” 顿时飞跃为“长距离”。久而久之，“透明度”这个人间珍品就沦为上下左右讳莫如深的禁忌。

        鲍勃夫妇给了我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礼品，其中最为我难忘而却是这个“知的权利”。而鲍勃夫妇却认为，这个“知的权利”称不上是他们恩赐的礼品，他们说，它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他们只是给予尊重和维护，不予剥夺和侵犯而已。这算不了什么，这么做只是他们平常的习惯而已。

   我对在鲍勃农场种种优渥的生活条件的回忆，比不上对这有“透明度”的极佳的人文环境的留恋！

五、画图和照相 

      什么叫丰收景象？在国内，在崇明农场，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扑向田间，银镰飞舞，汗滴如雨；扁担林立，号声震天。在这里，看不到人影！只见三辆大型联合收割机象舰艇一样出没在翻起巨波的大海里，五辆十吨大卡车象快艇一样灵活地穿梭游弋，装满了小麦立即驶往十五英里外的仓库。车斗自动缓缓竖起，麦子哗哗泻进地上的大漏斗，经过大管子里的旋转系统从几十公尺高的尖顶上撒进圆柱形的储粮仓。收割季节，我就在仓库负责每辆卡车的过磅。从无线电接收机里听到“战地通讯”：鲍勃自己驾驶着一辆收割机，同时不断命令哪辆卡车靠近哪辆收割机，调度哪辆收割机进攻哪个“山头”（麦田不是平地，象一座座小山）。指挥中的间隙，鲍勃和他的“士兵”们开玩笑，阵阵笑声冲淡了疲劳和紧张。使我惊奇的是鲍勃还能从田里精确地估计到哪个储粮仓将装满，及时地通知我下一车应该卸进另外一个。

      天黑了，将军和士兵们回到营地，个个灰头土脸，却互相取笑。半小时后餐桌上相见，却俨然一帮绅士帅哥，谈笑风生。

     晚餐时，鲍勃笑着问我对这样子收获的观感。我假装没听清没听懂，睁大眼睛望着他，极其认真地以问代答：“鲍勃，你长了几个脑袋？”引发一阵大笑。鲍勃还没将他的大笑刹住，就接着问我：“你们在中国怎样收获？”我马上做出专心致志用餐的样子，头也不抬地回答：“在中国收获庄稼可比这里复杂得多！现在吃饭，饭后详谈。”又是一阵笑声。

     饭后，我对鲍勃说：“麻烦你给我一张纸，我还是画给你看吧。” 于是，我画了一幅上海国营农场粮食收获过程的组画，半小时交卷。众人传阅后，鲍勃兴奋地用他的复印机复印了两份，问我是否介意他将此画寄给在美国农业杂志当编辑的朋友看。我说没问题。

     大约两个月后，美国农业杂志略作删改，就将此组画配上我和鲍勃的合影及一篇短文发表了。大家为此感到高兴。

     我却没有想到为了由此而来的一百元美元稿费，鲍勃、培特、堂恩和我共四人却发生了争纷。我说这张支票应该给鲍勃，我只是即兴画了张草图，变成支票则是鲍勃的“杰作”。我还讲了“狐假虎威”这个中国古代寓言来说明鲍勃的作用。堂恩说这不公平，因为上面的照片实际上是他按的快门。培特噘起嘴，说这篇短文是她提供的素材。接着，我提议四人平分。其他三人都摇头说：“NO，NO！”。僵持中，鲍勃提出“民主投票，却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鲍勃提议：这张一百元美元支票由他收下，作为基金；孔去购买一个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以提高实习中“实境记录”的能力，不足金额由鲍勃垫付。结果，这一提议以三比一通过，并很快付诸实施。

      两百多美元的奥林巴斯照相机从纽约寄来了。我又用自己的钱邮购了一个变焦镜头。采访的装备变得精良。我变得更忙。鲍勃也变得更忙。他不时提醒我什么时候应该带上这架奥林巴斯上班，因为那天有我值得拍的东西。有时，人都到了田里，面前出现了有必要让我带回中国去的镜头，鲍勃会特地驾车带我回居民点取照相机。他有意识地安排我的劳动内容，让我亲临小麦生产中落实关键措施或展示新技术的现场。他和培特还多次带我到农业展览会、农机展销会、农科研究所参观、照相。鲍勃提醒我最好多拍一些幻灯片（国内称为“正片”，底片套上边框就成幻灯片），回中国后便于向更多的人作介绍。鲍勃本人喜欢摄影，也很懂摄影。他耐心地辅导我，向我介绍他订阅的美国《大众摄影》中的好文章或好照片。他认为：照片要多拍。拍了不用并不可惜，但万一错过了就难以补回，将会十分地后悔。鲍勃知道我有“经费有限”的实际困难。他就经常赠送我彩色胶卷（包括幻灯片），并向他身边的“财务科长” 培特宣布：今后去冲印他的胶卷时，将我拍的一同带去，不向我收钱。（用国内的话来说叫“由公家报销”）。

     “你看，我在中国访问十天，就拍了那么多。你在美国一年，一定要拍得比我多！” 鲍勃说。